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海报及剧照

“蒙太奇电影流派”诞生于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其创立者是苏联导演维尔托夫（代表作1923年的《电影眼睛》、1929年的《带摄影机的人》、1931年的《热情顿巴斯交响曲》）和库里肖夫（代表作1924年的《西方先生在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奇遇》、1933年的《伟大的慰问》及电影理论书籍《电影导演基础》、《镜头与蒙太奇》等），而将蒙太奇理论运用在作品中并制作出经典影片的导演就是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的《罢工》（1924年）、《战舰波将金号》（1925年）、《十月》（1927年）、《伊凡雷帝》（1947年）和普多夫金的《母亲》（1926年）等作品至今都是世界电影史中教科书级别的作品。

苏联学派的蒙太奇理论研究与发展,将蒙太奇从单纯的电影技巧上升到了电影美学的高度,迄今为止仍然是电影美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爱森斯坦及其同时代的电影人将蒙太奇的带入了一个理论的世纪。今天,虽然随着电影艺术观念与技术水平的不断更新,蒙太奇的创作手法已经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但是电影通过剪辑来达到表情达意效果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蒙太奇理论也是苏联电影人给世界电影带来的宝贵财富。

普多夫金《母亲》海报

蒙太奇理论和方法还为日后苏联“诗电影”作出了探索和奠定了基础，“诗电影”是前苏联的“原创”也是有别于欧美电影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苏联早期的导演中，来自乌克兰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杜甫仁科的探索似乎更加清晰和坚决。爱森斯坦在著作中曾经提及蒙太奇的结构“接近富于情感的诗的语言结构”，普多夫金在《母亲》等作品中也采用平行蒙太奇手法表现诗歌中隐喻的特质，而杜甫仁科则不但从民间诗歌、古老传说和文学名著中汲取营养，还明确地说：“在电影剧本里也像在诗里一样，应当永远极其严格地要求自己的语言。”

杜甫仁科《大地》海报

他在和爱森斯坦一样追求“各种视觉形象的隐喻和比拟”的同时，更加努力地在观众心中唤起“创造性的联想”，在他的作品中有果园、庄稼、晚霞、向日葵、苹果等诗歌般的乌克兰大地景象（1930年《土地》）、有革命工人季莫什连中敌人数枪了屹立不倒的“诗歌中的英雄”的气概（1929年《兵工厂》）、有类似舞台聚光灯突然照进灰暗场景的诗意处理（1939年《肖尔斯》），因而杜甫仁科的这些作品都被称为“电影长诗”。

杜甫仁科《兵工厂》剧照

以“诗性”的蒙太奇电影美学为底蕴，加上苏联确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原则，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末，苏联拍摄出大量成熟和优质的电影作品，它们也是对中国电影影响最深的一批电影，这其中有瓦西里耶夫兄弟的《夏伯阳》（1934年，在民国未获准上映，解放后引进），艾尔穆列尔和尤特凯维奇的《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1936年）、顿斯阔依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1937-1939年）、佩里耶夫的《拖拉机手》(1939年)、彼得洛夫的《库图佐夫》（1944年）、还有《斯大林格勒》(1943) 、《解放法兰西》(1944)、《侦查员的功勋》（1947年）、《米丘林》（1948年）、《乡村女教师》（1947年）等，这次“创作高潮”一直持续到苏联电影开始进入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现实、回避社会问题以及大搞个人迷信的时期，而于电影来说，变革则势在必行了。

《夏伯阳》剧照

1959 年，中国的《电影文学》 曾发表文章表示，苏联电影在中国市场上起到了巨大作用，驱逐了充满毒素、侵蚀了中国人民思想和霸占中国电影市场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美国电影。并且认为，每一部翻译的苏联电影都像一本政治书，一堂政治课，使中国观众受到了教育。而且，苏联电影里描绘的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使中国人民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信心：“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不过，话音未落，中苏关系便逐渐进入冷淡到破裂的时期，而这段时间也正是苏联电影“新的诗电影”出现的时期，由此，这些“苏联新电影”就不太为中国普通观众所知晓。

1954年，新中国电影实习团20人在苏联与电影《奥赛罗》剧组合影。

苏联50年代末期诗电影的倡导者是著名导演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他公开宣称：“真正的电影必须是诗的电影！无论在剧作上，在形象处理上，以及在表现手段上都应当是如此。”卡拉托佐夫身体力行，他在影片中多采用散文式的“形散神不散”的叙事结构,用强烈的情绪色彩来感染观众，在影片总体风格上追求诗意的境界，他的代表作有《雁南飞》（1957年）、《我是古巴》（1964年）、《红帐篷》（1969年）等。

无论是社会主义中国还是资本主义的美国，都是在多年后才看到卡拉托佐夫的最伟大的诗电影《我是古巴》，虽然这是一部革命的史诗、共产主义战歌般的电影，可就连美国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和马丁·斯科塞斯在2002年看到这部上个世纪的电影时，都不吝惜自己赞美：“这是一部近十年来最伟大的电影，这是一部永远改变了人们对电影看法的电影！视觉上最美丽的电影，壮观的令人晕倒的电影，眼花缭乱的让人窒息的电影，优美高雅却让人流泪的电影，从技术上说这可以是一部无人能够超过的电影，从艺术上说这是诗电影的最高境界”。

《我是古巴》海报

除了卡拉托佐夫，这一时期苏联还出现了邦达尔丘克的《一个人的遭遇》（1959年）、丘赫莱依的《第四十一》（1956年）、《士兵之歌》（1959年）、《晴朗的天空》（1961年）和塔尔科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1959年）等一批具有人性光辉，且有“非英雄化”、“非情节化”、“生活流”甚至“意识流”的诗电影作品，这些作品在国际上令人耳目一新，也颇受西方社会电影界的赞扬，但是，自1963年开始，中国文艺界口诛笔伐对以上这些电影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于是，曾经与中国电影亲密无间的苏联电影也与我们渐行渐远了。

《伊万的童年》剧照

在这些被我们批判的电影中，由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导演的长篇处女作《伊万的童年》获得过1962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时导演只有三十岁，其后，塔尔科夫斯基在1965年完成了他最伟大的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和其他几部看上去缓慢、艰深却独树一帜的影片《飞向太空》（1972年）、《镜子》（1975年）、《潜行者》（1979年）、《乡愁》（1983年），1986年在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牺牲》之后，这位前苏联“雕刻时光”的诗电影大师在巴黎去世，享年64岁。

《乡愁》剧照

其实，塔尔科夫斯基在前苏联的境遇并不好，苏联当局对他的作品“以诗意的细腻描绘取代叙述的因果关系”极为不满，于是他在1982年流亡法国。而在1984年，苏联又封杀了另一位导演钦吉兹·阿布拉泽的作品《悔悟》（1984年），尽管本片采用“诗电影”、“超现实主义”和荒诞的手法，但是，他对苏联1937年到1939年肃反扩大化和“无辜受难”主题的揭示，还是刺痛了苏联当局，该片造成当时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被解职和禁映，直到1986年戈尔巴乔夫时期才上映，上映后影片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并获的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阿布拉泽在一次访谈中说他亲眼看见影片放映结束后，观众在现场足足坐了十分钟，一动不动，因为这部电影深深地触动了他们的思考：苏联为什么会这样？

《悔悟》海报

其实，相比后来波兰导演瓦伊达的《卡廷惨案》，《悔悟》并没有出现太令人无法直视的残酷场景，但是，影片中的“留着希特勒的胡子、戴着贝利亚式的眼镜、蓄着弗朗哥式的短发、穿着墨索里尼式的军服”的独裁者阿拉维泽的所作所为和故事主人公的遭遇，却在人们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一个不寒而栗的时代景象，而因为此，这部影片至今也难得一见。

《烈日灼人》剧照

阿布拉泽导演于1994年去世，同年，前苏联现俄罗斯又一位“诗电影”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凭借《烈日灼人》获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第6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该片和《悔悟》内容一脉相承且在中国待遇相同。

下一集介绍南美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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